在中国文学那璀璨夺目的星空中，张养浩虽未能与同为济南才子的李清照、辛弃疾并肩闪耀，但在济南本土文学的殿堂里，他的地位非但不逊色于“济南二安”，更在地域文学创作领域独领风骚，成就斐然。当中国文学步入元代，叙事性文学首次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。元曲，这一元代文学的标志性体裁，包含了杂剧与散曲两大类别。杂剧作为戏曲艺术，以其叙事性成为了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；而散曲，这一新兴的诗歌形式，区别于传统诗词，属于抒情文学范畴，当时被誉为“乐府”或“今乐府”。直至明代，这种源自民间俗谣俚曲的诗歌形式才被正式定名为散曲。散曲又分小令与套数（亦称“套曲”“散套”“大令”）两种，元代散曲的艺术造诣超越了传统诗词，代表了当时诗歌艺术的巅峰。张养浩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，尤为体现在散曲的创作上，其次则是诗赋与散文。他晚年亲自编订的《归田类稿》中，收录了诗、赋、散文及散曲作品共计900余篇（首），时至今日，仍有590余篇（首）得以保存。